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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张天元手里头这是清三代的粉彩，那自然珍贵无比。
不过张天元随便看了一眼就知道，这玩意儿应该是民国的东西。
确切的说，是一件民国粉彩无双谱人物纹方瓶。
目测高26.4厘米，口部边长4.4厘米，底部边长6.5厘米。
方口，三叠唇，细长颈，丰肩，肩部四面各书一位人物的介绍诗文，肩部以下渐收，腹部四面皆以釉上粉彩各绘一位历史人物肖像，下承三叠台座，全器罩一层淡青色釉，圈足露胎，足内施釉，并以红彩书篆体“大清乾隆年制”六字寄托款。
虽然这托款用了乾隆的名头，但却并非乾隆年间的东西。
“无双谱”图案是清代中晚期至民国时期粉彩瓷器中较为常见的纹样。
《无双谱》又名《南陵无双谱》，原为清代康熙年间浙江绍兴画家金史的绘画著作，其题材为汉代至宋代40位名人肖像。
如：张良、项羽、班超、张骞、司马迁、董贤、孙策、诸葛亮、陶渊明、花木兰、武则天、李白、狄仁杰、郭子仪、岳飞、文天祥等，因他们的事迹举世无双，故名“无双谱”。
《无双谱》最初刊刻于康熙三十三年，由吴郡著名刻工朱圭镌刻，后来乾隆、光绪年间亦有多种刻本。
金古良的《无双谱》将诗歌、书法、绘画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每帧作品旁皆题乐府诗一首，且都为金古良自己手书。
清初浙江学者毛奇龄为此谱作序，赞曰：“南陵(金古良的号)与余同学诗，与徐仲山同学书(指书法)，末为画，而画精。是谱名‘无双’，而实具三绝，有画，有书，又有诗也!”
这里称此谱“诗、书、画三绝”虽说是恭维之词，但这种形式确实对后来的艺术制作，提供了很好的新思路和新题材，包括对于清中晚期以后的瓷器装饰图案的影响。
瓷器上绘“无双谱”纹样，始于清代道光年间，同样也很好地将诗、书、画融合一体。
民国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说：“以视道光之画‘无双谱’，必书人名、小传者，殆有仙凡之别。”
又说：“道光画‘无双谱’，题识最夥。如画数人物，则每人系以一小传，分占其器之半。”
至晚清民国时期，“无双谱”纹样继续流行，这件民国粉彩无双谱人物纹方瓶就是其中的代表。
此无双谱人物纹方瓶四面分别绘有董贤;
尚父郭汾阳王，即郭子仪;
伪周皇帝武曌，即武则天;
国老狄梁公，即狄仁杰四人肖像。
其中董贤肖像上方书：“云阳舍人貌自工，年才二十位三公，法尧禅舜为不惜。”
郭子仪肖像上方书：“功盖天下主不疑，位极人臣众不嫉。千古将相之所难，令公得此由何术?”
武则天肖像上方书：“女主昌，策英贤果刑赏，尔武媚世无两，天不厌乱为妇人。”
狄仁杰肖像上方书：“昌宗裘，吹箫乘鹤游庭中，莲花乃似郎面红，贵人争相执垂辔。”
这些人物肖像画法及诗文内容均与金古良的《无双谱》保持一致，略微有些出入，应为民国时期人们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总之，“无双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广为士大夫阶层和民间人士所喜爱，这件民国粉彩无双谱人物纹方瓶则以瓷器粉彩画的形式，原汁原味地保留下了这种传统文化，值得今人观赏、品味。
当然了，东西再好，终究不是清三代的粉彩，所以这价钱自然不怎么高。
“这个东西是三件里面最便宜的，最多价值五六万人民币，倒也不错了。”
看完之后，张天元笑着说道。
“这么说，另外一个瓷器很珍贵了？”
柳若寒问道。
“那是自然，要知道，这可是一件西晋越窑青釉瓷盘口壶！
青釉瓷是在东汉晚期江浙省上虞小仙坛率先成功烧制。
首开越窑青釉瓷发展之先河。
三国时期，瓷器的造型和装饰基本上承袭汉代，较多地吸取了陶器、铜器、漆器等的形制和纹饰。
如壶，壶与汉代陶壶及原始瓷壶相同，盘口较浅，肩部设半环形系耳，下腹内收，小平底。
有的肩部刻划弦纹、点纹等。
此时盘口与底部者较小，重心在上部，倾倒食物比较费力，给人一种不稳定的感觉。
西晋时期，随着制瓷技术的提高，制作更加精巧。
瓷胎比前期稍厚，为避免由此产生的厚重感，工匠们有意将器物的口沿做薄，盘口壶多浅盘口，盘口加大，粗短颈，最大腹径偏上，底部加大，器型与前相比显得稳重端庄。
这件西晋越窑青釉瓷盘口壶，目测高20厘米，口径13.5厘米，腹径22.5厘米，底径10厘米。
浅盘口，口沿较薄，粗短颈、溜肩、球腹、平底，肩部有对称的双系。
肩部饰斜方格纹，上下为联珠纹，双系上饰叶脉纹。
胎浅灰，质地坚硬，胎釉结合紧密，通体施釉，釉色呈青绿色。
盘口壶是现在人的叫法，当时可能不叫壶，而叫瓶。
1954年洛城西效东汉墓出土一件陶罐，形制与盘口壶相似，其器身上写有‘解注瓶’字样，用途为酒器。
盘口壶在三国时的盘口和底都较小，肩、腹部大，重心在上，给人一种不稳定的感觉;
两晋以后盘口加大，颈增高，腹部变长，重心向下，底部扩大，给人一种稳重感，为了提取方便，从双系、双覆系，发展到六系、八系、十二系等。
如镇江阳彭山砖瓦厂东晋墓出土一件瓯窑青釉八系盘口壶，盘口，口稍外侈，短颈，溜肩，鼓腹，腹下渐收，平底。
盘口底沿设双系，肩部分设六桥形系，对称均衡，是为穿绳悬提时更加稳定而不晃动所设。
江浙越窑在东汉烧制的瓷器是由原始瓷演变而来，因此在制作上都与原始瓷颇为相似。
三国吴时期越窑窑址在上虞县发现三十余处，比东汉时期的瓷窑址增加到四、五倍。
越窑窑址绝大部分分布在曹娥江中游两岸的山脚下，瓷土和燃料充通便利，促使越窑瓷器生产得到迅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