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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青平教授表情严肃，语气沉稳有力，说道：
“顾秀林还秉持着这些错误观点：‘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会导致超级杂草和超级害虫的出现，因为转基因作物中转入的抗虫、抗除草剂基因会通过花粉传播等方式转移到野生近缘种中，使得杂草和害虫获得更强的生存能力，从而给农业生产带来更大的危害。所谓的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评估都是不全面和不科学的，很多评估只关注了短期的效果，而忽略了长期的潜在风险，这种不负责任的评估方式是对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的严重漠视。’
接下来，我将依据科学事实，有力地反驳这些错误言论。 ”
“先剖析一下超级杂草和超级害虫的问题。
从科学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理论上转基因作物的基因存在向野生近缘种转移的可能性，但在现实中，这种情况发生并造成严重危害的案例极为罕见。
以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为例，美国自1996年大规模种植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以来，经过长达30年的监测，在种植区域内并没有出现因基因漂移导致难以控制的超级杂草大面积爆发的情况。这是因为基因漂移需要满足一系列严格的条件，比如转基因作物与野生近缘种之间必须存在有效的授粉途径、野生近缘种能够接受并整合转入的基因，且这种新获得的基因要能在野生近缘种中稳定表达并赋予其生存优势。在实际农业生产环境中，这些条件很难同时满足。
对于害虫方面，以转基因抗虫棉种植为例，中国种植转基因抗虫棉已有30年历史，通过合理的种植管理措施，如设置害虫的避难所，即在转基因抗虫棉种植区域内保留一定面积的非转基因棉花，为害虫提供生存空间，避免了害虫对转基因抗虫棉产生抗性。
多年的数据监测显示，棉铃虫等害虫并没有因为转基因抗虫棉的种植而进化为所谓的超级害虫，反而由于抗虫棉的大面积种植，其种群数量得到了有效控制，减少了农药的使用量，降低了对环境的污染。
所以，顾秀林所说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必然导致超级杂草和超级害虫出现的观点，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过度担忧。”
“再谈谈转基因技术安全性评估。事实上，全球对于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评估体系是非常严格且全面的。
就拿我们国家来说吧，依据那部名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的法规规定，任何一种转基因生物若想成功打入市场，必须得先经历一连串复杂且严谨的流程，其中包括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以及安全证书申请等等好几个重要阶段的全面评估才行。而且，这每一个阶段可都设有极为严苛的标准以及详尽的监测指标！
这可不单单只是去评估它短期内所呈现出来的效果哦，更为关键的是，还要借助长时间的田间试验以及持续不断地跟踪监测手段，以此深入探究这种转基因生物可能潜藏着的各类风险隐患。咱们不妨举个例子来看一看，就说针对转基因玉米的安全性评估工作吧。首先，当然少不了要在专业的实验室内展开一系列诸如毒性测试啦、致敏性检验之类的常规检测操作。
然而仅仅如此显然还是远远不够的哟！除此之外，科研人员们还会不辞辛劳地跑到各种不同类型的生态区域当中去，精心安排并实施长达数年之久的田间种植试验活动。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静下心来仔细观察这些转基因玉米对于周边土壤里那些微生物群落的生存状态，还有像其他一些并非作为目标对象的生物群体等等诸多生态环境要素究竟会产生怎样长远而又深刻的影响作用。
国际上也是如此，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等国际组织共同制定了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估的标准和指南，要求各国在评估时遵循科学、透明、可追溯的原则。众多权威科学机构，如美国国家科学院、欧洲食品安全局等，都对转基因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评估，认为经过严格审批的转基因技术和产品是安全的。
所以说，认为转基因技术安全性评估不全面、不科学，是对全球科学研究和监管体系的误解和否定。”
杨青平教授神情专注，接着说道：
“顾秀林还提到‘转基因食品的标识制度应该更加严格，让消费者有充分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现在很多转基因食品的标识不明显或者根本不标识，这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严重侵犯，是不道德和不合法的行为’。
她的观点似乎是有一点道理，但目前的情况与她所描述的存在巨大偏差。”
“首先，关于转基因食品标识，我国有一套完善且严格的法规体系。
依据《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在我国境内销售列入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目录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必须进行标识 。比如转基因大豆油、转基因玉米粉等常见产品，只要是含有转基因成分且在目录范围内，都要求清晰标识。并且，相关部门会定期开展市场监督检查，对未按规定标识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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