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六章付盼春的证言（2 / 2）

“明白了。”她恢复了平静，迟疑了一下，又干脆地说“你说得对，我确实和他交往过。那是07年的事，我们交往了不到半年就分手了。”

“你是不是还怀过他的孩子？”我犹豫再三，还是下定决心问道，“你们分手就是怀孕那几天的事。”

她的腮部明显颤抖了一下，压抑地咳嗽了一声，嗓子似乎有些沙哑，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对，07年8月我怀了孕，他不仅不关心我，还突然对我表现出冷淡。张老师，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您，刘教授不是个负责任的人，至少作为男人不是。”

我点点头：“那我再问一遍，他是不是很滥情，身边的女人经常换？”

“对。”付盼春压低了声音，“仅在C大，他交往过的女朋友就不下十个，大部分都是教师和职工。我也是后来才听说，好几个老师都怀过他的孩子，但他从来没有负过责任。”

“婚后呢？”我又问，“他婚后有没有出轨的情况？”

付盼春看着远方，犹豫一阵，低头说道：“我说的都是实话——他婚后也有过出轨行为，虽然我不了解内情，但基本是可以确定的。”她用力搓了搓鼻子，又加了一句，“出轨对象应该也不止一个。”

我微微点头。

人们撒谎时，尤其是带有的明确目的撒谎时，往往会无法控制地出现愧疚、恐惧（害怕对方戳穿）等情绪，这些情绪则会导致明显的心理不适。而一旦心理不适，人就会下意识地做出自我安慰的行为。对撒谎者而言，自我安慰通常都是否定谎言的积极暗示，正如“我说的都是实话”、“跟你说句实话”、“不骗你”，等等类似的言论。这些言论之后，跟随的通常都是误导或欺瞒。之前，我为了套话，表示自己“在进行对刘教授的心理评估”时，下意识地加了一句“实话说”，也是同样的道理。不过，我确实在对刘智普进行心理评估，只是心理评估并非真实目的——我的话算是真假掺杂，而真话的存在，从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内心的恐惧与愧疚，所以我的自我安慰并不明显。

综上，结合付盼春说话前的犹豫、说话时低头、搓揉鼻子的动作，她关于刘智普婚后多次出轨的说法，应该是刻意的谎言。其目的，就是为了栽赃刘智普，向我这个“考察者”强调刘智普品性不佳，从而影响刘智普“往上”的步伐。而她之所以这么做，应该是出于对刘智普的怨恨，或许也有作为同事的嫉妒。

我想了想，又问道：“刘教授的学术能力如何，你能评价一下么？”没等她开口，我又连忙补充了一句，“这次谈话是绝对秘密的，你不用有任何顾虑，请实话实说。”

她紧张地问了一句：“真的？我不会受影响吧？”

“相信我，绝对不会。”我再次承诺道，“你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绝对保密的。”

她搓揉了两下双手，紧绷着脸，点点头说：“通过我和他交往的半年，我发现他根本没什么学问。我不知道他学术天才的名声是怎么来的，但他评职称的事，存在严重的弄虚作假。我想，应该少不了他父亲暗中使劲吧。”

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刘教授的交往对象，是不是都比他年龄大？”

付盼春稍加思索，肯定地点了点头。

我长舒了一口气。谈话至此，事情已基本明了：刘智普确实很滥情，在C大交往过十个以上的教职工，其中就有付盼春，而且付盼春也确实怀过他的孩子。同时，刘智普事业上的坦途，也的确是受了父亲的庇荫。关于这些，叶秋薇的描述没有问题。

问题又回到了刘向东身上：正是因为刘向东没死，刘智普才能继续享受庇荫，27岁就成了教授。那么，还是那个问题：既然刘向东没死，为什么死亡资料里却写出了他的死亡日期呢？2009年11月6号，这个日子又是否具有某种特殊意义？死亡资料是精神病院提供的，究竟是谁想要误导我？他（他们）又究竟有着何种目的？

虽然通过付盼春证实了叶秋薇关于刘智普的说法，但关于整件事的思绪却始终在兜圈。也许，只有叶秋薇才能向我解释一切。

告别付盼春，我沿操场走了一圈，突然一拍脑袋，回想起方才谈话中的一个细节：关于刘智普婚后出轨，付盼春显然是在撒谎。那么，刘智普到底有没有出过轨呢？既然付盼春对他心存怨恨与嫉妒，如果他真的有出轨迹象，她应该不会不知道。如果知道，她说这些时就不该表现出撒谎的特征。

如此说来，或许刘智普婚后十分专一，并没有做过出轨的事？那么，他为什么会回到禹绣晨身边，愿意跟她结婚，从此对她忠心不二呢？

我闭上眼睛，回想起叶秋薇和禹绣晨之间的种种细节：禹绣晨是叶秋薇高中时代的闺蜜。叶秋薇很欣赏禹绣晨，对她评价很高。骤变后的叶秋薇理性冷静，甚至可以说是冷血，但试探禹绣晨时，她却明确地告诉我，面对禹绣晨的伤心事，她不愿追问得过细——这分明是对禹绣晨的爱怜与同情！

虽然叶秋薇冷若冰霜，但直觉告诉我，她对禹绣晨是有感情的。那么，刘智普回到禹绣晨身边，是否和叶秋薇的某种干预有关呢？

顺着这个思路，我很快又注意到时间：付盼春说，刘智普和禹绣晨是09年年底结的婚，死亡资料上，刘向东的死亡日期是09年11月6日，两个日期不说完全吻合，却也十分接近。那么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呢？

09年年底，刘向东与刘智普、叶秋薇与X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想起不久前因我而终止的谈话，我再次产生了强烈的悔意。

回到车上，我胡乱地思索片刻，把死亡资料翻到第八页：

于康，男，生于1977年，本地人，无业，于西四环被一辆重型卡车碾压致死。经交警部门鉴定，于康对交通事故负全责。

第八个死者的死法倒是有所说明，可是为什么没有死亡日期呢？我疑惑地继续往后翻，第九页是这么写的：

陈同敬，男，生于1972年，本地人，无业，从宾馆高层坠楼身亡，经鉴定系自杀。陈同敬生前并无欠债，且无明显焦虑、抑郁等精神问题。

仍然没有死亡日期。

我往后接连翻了好几页，之后的死亡信息中，无论死者的个人信息与死亡原因的繁简，均没有提及死亡日期。可是，我此前曾不止一次地翻阅过死亡资料，明明记得后面的死亡信息都是有日期的——

想到这里，我头脑一片昏沉，方才还确定无疑的记忆，顷刻间变得模糊而遥远。我俯下身，抬头看了一眼当空的烈日，耳边再次响起令人恐惧的嘶鸣。不过紧接着，手机铃声就驱散嘶鸣，迅速把我带回现实。我接了电话，是领导打来的。

“一新。”他的声音总是很沉稳，“那两个人我帮你联系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