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二章解离症与X的抵触（2 / 2）

相反，如果恐惧事件带来的创伤过大，心理无法消除相关记忆本身，便只好通过消除自我意识，达到让自我与事件相互分离的目的。比如一些经历过惨烈战役的老兵，往往会忘记战场上的一切，包括自己当时的人格，严重者，会出现终身的自我认知遗忘——重度解离性失忆症。又比如，一个女人遭受丈夫长期的身心折磨，在某次恐惧爆发时，突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同时为了活下去，又自行编造出另一个身份，离家出走，以新身份开始全新的生活——解离性迷游症。再极端一些，一个女孩从小遭受继父的性侵，其心理为寻求解脱，编造出一个不存在的人，并把性侵事件强行推到这个“人”身上。这个“人”只有女孩自己知道，所以久而久之，此人就成了女孩心理的第二主体，女孩的自我意识会根据环境与情绪，在两个心理主体之间切换。此后，女孩很可能形成通过人格切换逃避现实的心理习惯，如果某次恐惧事件，原有的两个人格都无法承受，心理就会用同样的手段编造出第三个“人”，并使之成为共存的第三个心理主体，以此类推——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也就是极其罕见、却极富传奇色彩的多重人格障碍。

思绪至此，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自认为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听叶秋薇讲述杀人事件，经常会感到恐惧和恶心，但作为X的记忆中，我却在袁主任的授意下杀了很多人；我只是个本科毕业的普通人，社会化、平庸、毫无所长，但作为X的记忆中，却储存着大量的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知识，以及不输叶秋薇的敏锐洞察力；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家庭和家人，但回忆X的记忆时，我感受到的却是无尽的愤怒、暴戾、杀人的欲望。

总而言之，无论从记忆、性格、能力学识还是人生价值观来看，我和X都有着巨大差别。如果关于X的记忆都是真实的，那么很显然，X并不是我，而是一个各方面都完全独立的人。我和他，只是生活在一个躯体中罢了，我——

尽管我一再逃避，但最终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很可能患有多重人格障碍。

思绪至此，我不禁产生了更多疑问：解离症必然与心理创伤有关，我的多重人格障碍从何而来？如果我真的是X，为什么身边的人全都不知道？连一起生活的家人都从未有过察觉呢？再者，这些年来，X隐藏得如此之深，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那么多事，为什么我会突然意识到他的存在呢？

最后一个疑问出现的瞬间，我眼前突然浮现出叶秋薇的身影：她的目光内敛而敏锐，面色白而不苍，嘴唇是饱满的粉红，乌黑的头发披散及肩，有几缕还耷拉到胸口……直到最后，我才想起她的细边黑框眼镜，以及那条蓝底碎花的波西米亚连衣百褶裙——

想到这里，我头部又是一阵剧痛，黑暗中，耀眼的光不知从何处袭来，刺得我几乎想把眼睛挖出来，与此同时，耳边再次回响起那种怪异的嘶鸣。

紧接着，我胸中升起一股无名怒火。在怒火的支配下，我握紧拳头，把注意力集中到指尖与手掌的触感上，轻易而迅速地摆脱了黑框眼镜和百褶裙的纠缠，光的幻觉、头痛以及嘶鸣，也随之瞬间消失。

我用一秒时间放空思绪，随后本能地明白，自己的心理变化，正是在叶秋薇的暗示下发生的。从见面的第一天开始，她身上的每一个细节、她的每一个举动、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眼神，都是暗示的一部分。她费尽心机，对我做了一场全面而又细致的暗示，目的只有一个：让我和X相遇。

虽然X的意识还未完全浮现，我也因此未能察觉到叶秋薇对我暗示的具体过程与细节，但我本能地明白，她为这场暗示做了精心的准备。

由此看来，在持续了八天的会面里，她应该是主动的一方——是她设局见了我，而非我主动去见了她。按照正常的逻辑，这种推断显然十分合理，但思索这个问题时，我内心深处却有种强烈的直觉——作为X的直觉：叶秋薇确实提前做了准备，但我也并非被动，我去见她，同样有着某种特殊目的。

至于这种特殊目的是什么，我几度试图从X那里寻求答案，均已失败而告终——他对我显得十分抵触。半分钟后，他的抵触更加明显，我惊讶地发现，原本正在喷涌的记忆逐渐降低了涌现速度，部分甚至开始停滞、模糊与丢失，敏锐的思维也逐渐回归迟钝。我突然意识到，X不愿意让我接触，想要、而且正在离我而去。

我用力搓揉脸颊与额头，用两秒时间冷静下来。聪明过的人格外害怕糊涂，我不能让X轻易离开，我不允许自己重回失忆与迟钝。我必须在X离开前深入了解他的经历，从而真正地认识自己。

时间紧迫，我强迫自己平静下来，思绪再度回到09年10月29日的那个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