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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开茂荣，

源远自然长”。

三十个字，可以供三十代人按照辈分顺序取名用。逻辑上应该是，三十代以后，大约是600年之后了，年代久远，再来一次循环，也就不用担心名字重复的问题了。这种复杂系统的“generation name”(辈分名)，好像还真是中华文化特有的现象。中国传统上女性则通常是不会取用辈分名的，日常是随便取个名用于相互有区分。正式文字记录时，其名字则婚前用父姓加个”氏“，婚后再将夫姓加在最前面。西方有些文化中有用”某人的儿子“的这种叫法，来称呼别人的名字，比起中国这种族谱制度，就是太简单了。

从文字上来看，当年定家谱的人，还是有一定文化的，但文化水平看上去好像也不是很高。传承到他祖父那辈时，已经是第十一代了，约200多年了。他祖父那拨人当年只记得“万世永德昌“这一句，所以给后代取第三个字的个人名时，曾经乱用了很多前后的辈分名。严格说起来，那是错误的，后来收到完整的族谱后，才得以改正。

他曾经在网上查过，想看看是否能发现与他们家族谱相同或类似的家谱。多次查询都没见到。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他们家族过去没有显赫过。

他大哥和他父亲好像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谋求赚钱线索，曾经路过并在湖北“老家“那里探访过。但是一介平民，人微言轻，自然不被任何人重视，好像是基本一无所获。他这一辈的兄弟、堂兄弟中，也曾有人提过大家一起去湖北”老家“追根溯源，但也只是空谈而已。他自己也曾想过，但想到其中涉及的社会价值考量因素，也就作罢了。他甚至还曾经坐火车路过过湖北襄樊，当时还考虑过是否借机去探访一下那个传说中的”石花镇“，后来也不了了之。也许将来他还会去那里看看？但是那也只会是了却一份不为之可能遗憾，而为之可能也不过如此的夙愿而已，应该是不会有什么真正认祖归宗的结果的。

他祖父他们那一帮人，听说是连走路带坐船，途中花了若干时日，才来到安徽这边的。很多人是到这边后，才娶妻生子的。当时应该也有夫妻拖家带口过来的。起初他们大家是分头帮别人家干活。慢慢地其中大多数人是与同是远方迁移过来的湖南、湖北的移民家庭联姻 （大概是难以高攀上当地人），各自成家，逐渐或多或少地置办下了一些自己的家业。

他们家这块地盘，可能原来就是其祖父的哥哥积攒下一些钱后，从当地人手中买下来的。这位老人家夫妇有独子，但后来在青年时得病夭折了。而他祖父则养活了四儿二女，所以就将他父亲在其18虚岁左右成家时，过继过来了。他父母将成为其过继父母的原伯父母养老送终后，便成了这块地盘的主人。

在他出生若干年之前，他的大姑妈一家三口也在那里住了很多年头。后来大姑妈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大姑父再婚又有了子女，之后就搬到其它有很多人聚居的地方去了。后来他父亲又曾将其六十来岁就鳏居的亲生父亲，接到身边与他们家庭一起生活了三十来年，在那里将其养老送终。

他们家和与他们类似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很多人，并不说当地的方言，而被当地人称为“湖北佬“。其实他们这些人的口音应该是湖北老家的话在当地的变异。至少他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在当地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任何被当成外来人的歧视。

中国不同的方言对家人和亲戚的称呼是千奇百怪地互不相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混乱的。

他们家族的人对“祖父”的口头叫法，好像和当地人的叫法相同，是“爹爹”（在中国北方通常指父亲）。初始移民大家族的堂兄弟们（独生子女环境下成长的可能不一定清楚，叔伯家的兄弟姊妹同辈之间统称是“堂兄弟姊妹”）按大小顺序排下来，后来他所见到的，只有被别的孙辈称为“三爹爹”的他的祖父，以及被他称为“六爹爹”的另一老人。

有一点比较奇怪的地方是，他们家族的人对自己的父亲，则口头叫法是“伯伯”（在现代中文中通常指父亲的兄长），而不是当地人叫的“大大”。他意识到这种异与当地人的叫法时，开始以为是因为他父亲过继给其伯父了，他们家就延续了这种叫法。但后来他发现他二叔家的孩子也叫其父亲为“伯伯”。同时孩子们叫自己父亲的兄长（包括其堂兄长）仍然是“大伯伯”、“二伯伯” 等等。

而他们对叔叔的称呼好像和当地人是一样的，不加序列时则直接叫“爷爷”（现代中文中实际上是指父亲的父亲），加了序列号就成了“二爷”、“三爷”、“小爷”之类。

好像很多地方的中国人通常都会把排行最小的反称为“老”，比如说“老儿子”、“老闺女”等等。他则曾经被他的侄子女（他大哥的子女）称为“老爷”（与传统的中文语境里奴仆对主人的称呼是一样的）。

他小时候还曾经叫“嫂子”为“姐姐”。与亲姐姐的区别是，亲姐姐是有按年龄大小顺序排列的顺序号的，即“大姐”、“二姐”、“小姐”等等，而嫂子则不分序列，简单直接地叫“姐姐“。同时有几个嫂子在场时，从称呼上是听不出区别的，可能只能靠当时的时空区间来掌控了，实践中好像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将姐夫称为“哥哥”也属于同样的情况。

关于”小姐“的称呼，在后来的社会发展使其有一些特殊贬义时（社会上一些特殊服务行业的人被如此称呼），他给家里写信，包括给他的”小姐“写信时，是颇费思量的，要特别地写为”小姐姐“，尽管在口头上其实是没有那样的叠称的。

总之，中国人对亲属关系通过复杂的称呼来加以区分的传统，在他们家族有传承，但有一些自己的特色。后来大家都有文化了，为了跟上时代的发展，很多人不再叫那些奇怪的叫法了，直接改用了通常的”爷爷“、”叔叔“等称呼了。

他从小也是说着那种非本地化话去上学的。一路从小学、中学直到后来的大学，乃至后来到北京学习、工作、生活，他都是不改本色地不断调整个别字词和发音地与人口头交流。由于是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向普通话靠近的，到最后他说的是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而且也根本回不去原来的口音了。所以他后来无论是和别人还是和他家里人，说的都是同样的口音。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他才在与家人的谈话中，偶尔努力从记忆中回想后才能恢复使用一点以前在老家时使用的特殊词汇和发音。

他祖父应该算是后来过的不错的。据说其四十多岁，就固定形成了自己主要是对别人农田承包的业务模式。具体就是承揽下某些本地人自己忙不过来的农田，提前商定好每年给人家交多少粮食，然后再雇一些农工帮自己干各种具体的农活。这既解决了别人劳力不足懈怠甚至荒废土地的问题，又解决了自己和一无所有者的就业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祖父应该是自己也置办过少量的土地，所以后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中，他们家被评定为下中农的家庭成分，属于当时农村的家庭成分（即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等）中偏低的。那时被评为中农以上家庭成分的人，平时都是诚惶诚恐的。地主和富农，则是各种政治运动的会场上日常批斗的对象。恶霸地主，则是会在公审大会后被直接枪毙的。不过他们家那片地区好像民风比较淳朴（那也许就是他祖父那一拨人移民定居该地的原因之一吧），并没听说有什么人被评为恶霸地主。他只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同学中好像有一个富农家的孩子。平时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孩子的妈妈好像有时会给老师送一些好吃的东西。但老师好像也没少因其学业问题打骂那个学生，而且有一次手抓孩子的头往墙上撞。那个同学的妈妈还因此到学校与老师吵闹过。

据说他祖父也是从四十多岁开始，就基本主要从事“管理“（而非繁重的体力农活）的工作了。并且他祖父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很早在别人还在甜蜜的睡梦中时就起床，饮完热茶早点后，风雨无阻地背上锄头，巡视一遍其承包的所有土地，并沿途做一些必要的简单的农田事务，比如水源的引入和排出的调节，等等。然后回家在与别人差不多的时间吃完早餐，再安排别人包括雇农们一天的具体的比较劳累繁重的工作。老人家自己则在白天再巡视若干遍。老人家后来活了90岁，在当时的当地是很长寿的（别人大多数人是从五、六十岁开始就陆陆续续地死去了）。家人们说，那与老人家从中年开始就不亲自做繁重体力劳动，同时生活规律并注重养生应该是有很大关系的。巧合的是，他也是从四十来岁开始注重养生的，在这方面以及在勤勉、自律但不太劳累方面，也许与他祖父也是有一些遗传渊源的。

他记忆中关于他祖父的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发生在他们家第一次弄到一台黑白电视机，全家人都围在电视前面看电视时。老爷爷看电视时，时不时地忍不住，就要绕到电视的后面去，仔细地摸、看电视的后面，试图寻找和发现，电视里面的那些活蹦乱跳的人，到底是从那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