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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四章 四项全能?(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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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当然知道恩师说的是哪一件事,不由得叹息起来。

自咸丰七年之前,曾、左二人的关系时晴时阴,疙瘩不断,风波迭起。但是与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和左宗棠的那次大冲突相比,一切都无足轻重了。

咸丰七年前后是曾国藩生命中最困难、最痛苦的时期之一。此时他创立的湘军已经转战三载,屡立战功,但是处境却越来越尴尬:由于咸丰皇帝对他抱有防范心理,不肯给他以督抚地位,使他领兵三载,一直处于孤悬客处之地位,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特别是在江西期间,由于手中没有行政权力,虽然湘军为保卫江西终日苦战,却仍然被江西通省视为额外负担,始终受到官僚大吏们的排挤和刁难,可谓步步荆棘,处处碰壁。曾国藩饱受欺凌,郁愤满怀,心力交瘁,走投无路,精神几近崩溃,以致在与刘蓉的信中说出了这样的话:“所至龃龉,百不遂志。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墓,如不为我一鸣此屈,泉下不瞑目也。”

恰在此时,一纸家书传来,曾国藩父亲于咸丰七年二月四日去世。得到这个消息,曾国藩如遇临大赦。他迅速把军务交给他人,给朝廷发去一封陈请开缺的奏折后,不待皇帝批复,即于二月二十一日起程回家,为父亲办理丧事去了。

作为领兵大臣,擅自离开军营,是一件严重违反军纪的事。一贯以忠贞自誓的曾国藩在军事危急之际做出这个决定,显然显得有些不负责任。但曾国藩此举,实属迫不得已。他是想通过此举,表达对朝廷的不满,也想借这个机会,向皇帝申明自己所处“极不得位”的真实处境。咸丰皇帝虽然颇为震怒,但是他对曾国藩的艰难处境心知肚明,加上湖南巡抚骆秉章和湖北巡抚胡林翼不断为曾国藩说情,遂传旨给假三个月,委军一事免于追究。曾国藩的朋友当中,胡林翼、吴敏树等都对曾国藩的举动表示了理解,多次去信对曾国藩加以安慰,吴敏树在信中还说:“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

但是左宗棠却在这个当口,寄来了一封信,对曾国藩大义凛然地加以严厉批评。信的开头,左宗棠就引经据典,从儒家伦理原则高度出发,批评曾国藩委军归家,是不忠不义、不负责任的表现。接下来左宗棠又嬉笑怒骂,捎带嘲讽了曾国藩兵略平常:你曾国藩领兵打仗,本来就犯了许多错误,丧失了许多机会。朝廷念你忠心耿耿,不予计较。不过这次你这番举动,使你的忠心都值得怀疑了。你是不是听我的劝重新出山,我不知道。你重新出山,凭你的本事,对国家大局能否有所帮助,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不待朝廷命令,擅自委军奔丧,则非礼非义,我不能不严肃批评你。

从才能到品质,左宗棠把曾国藩批了个一无是处。可以想见曾国藩收到这封信后,会是什么心情。

事情还不止于此,除了写信责骂曾国藩之外,左宗棠在公众场合对曾国藩更加肆无忌惮地大加讥弹。曾国藩此次委军回湘,是湖南官场一时谈论的热点,左宗棠每见一人,都大谈曾氏平日摆出一副理学大家面孔,以诚自命,此次却以父丧为由,要挟君父,可见其居心并不如自己所称那样正大。

此时正值曾国藩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左宗棠的诋毁,成了撒在曾氏伤口上的一把盐,把曾国藩伤到彻骨,让他终生难以释怀。曾国藩对左宗棠的这封信根本不予回复,从此与左音书断绝。

“恩师可曾想过,左氏何以如此?”李鸿章道。

“你且说来。”曾国藩笑了笑。

“既生瑜,何生亮?”李鸿章道,“既生左,何生曾?”

李鸿章一语点明,左宗棠之所以如此,是纠结了他一生的“瑜亮情结”。

左宗棠平生以诸葛自命。“每与友人书,自署老亮,以武侯自比。且曰今亮或胜古亮。”因而他对提携自己的曾国藩,从来没有表达过感激之意,每提起曾氏,他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难言的怨气。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曾国藩在舞台当中占据了本来应该属于他的“主角”位置。曾国藩正是直接阻碍他成为“今亮”的罪魁祸首。以主帅身份平定了太平天国,这就是曾国藩对不起他左宗棠之处。

左宗棠曾经为一幅叫《铜官感旧图》的画作序。铜官就是曾国藩靖港之败后自投湘江之处,铜官感旧图画就是画曾国藩当年自杀之事。左宗棠的序中有这样一句:“公(曾国藩)不死于铜官,幸也。即死于铜官,而谓荡平东南,诛巢馘让,遂无望于继起者乎?殆不然矣。”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曾国藩那次投水没死,当然是天下之幸。但是如果说他死了,天下就没救了,也不是那么回事。

这句话可以说揭开了左宗棠心底的秘密。左宗棠真恨不得曾氏死于当时,那么,“荡平东南,诛巢馘让”的应该就是他了。他相信,如果这出大戏由他来导演,一定会比曾国藩导得精彩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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